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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关系中劳动者的责任主体
从前文分析，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关系中，因用工单位购买的合同标的分别是劳动力和劳务，那么对劳动者的管理主体就有所不同，而管理主体的不同在法律关系上就直接体现为对劳动者责任的承担主体不同。因此，在区分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关系时，确定对劳动者责任主体的前提就是明确对劳动者的管理主体。
首先，对劳动者管理的实际控制权是确定责任的前提。
在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虽未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但实际上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控制，主要包括岗位管理、薪酬待遇管理、考核奖惩等，用工单位可以通过将劳动者退回派遣单位而实质扩大劳动关系的解除终止权。而派遣单位则只承担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支付薪酬、缴纳社会保险等相关责任义务，并不参与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管理控制。在劳务外包中，用工单位不仅未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而且也不参与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而外包单位对劳动者不仅负有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且还须承担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管理责任。因此，区分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的明显标志是对劳动及生产过程的管理控制权主体不同。
其次，在管理权的基础上确定责任主体。
沿着无管理则无责的思路来确定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关系中对劳动者责任体相对比较清晰。在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责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管理权之上，谁管理谁负责，用工单位自然要为劳动者负责，因此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劳务派遣单位责任的理论基础为控制理论，因为其不对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因此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第2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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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某公司给付刘某经济赔偿金。7元，某大厦就此判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被派遣劳动者可以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本地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被派遣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项、本地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十二条 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本地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工单位可以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一）用工单位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本地第四十一条规定情形的；（二）用工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本地吊销营业执照、本地责令关闭、本地撤销、本地决定提前解散或者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的；（三）劳务派遣协议期满终止的。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后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第劳务派遣单位、本地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执行。第二十一条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规定解除或者终止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本地第八十七条规定执行。（据四川工会法律援助 公众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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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国资委制订的国企会计准则，只有正式工的工资计入工资总额，而临时工的工资计入营业费用，在国资委的管控之外。而且，国企正式工的收入常年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临时工的工资则低得多。由此大量雇佣临时工不仅能帮国企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经济效益，还能帮国企扩大工资总额，巩固既得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放开。城乡迁移的浪潮推动了劳务派遣的发展。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工是自发或者在自己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迁徙到城市工作的，但有的农民工在迁徙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劳务派遣机构的帮助。
这些机构的组织主体是县和乡镇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地方政府也会协助将农民组成建筑包工队或者保姆队，对外承揽服务。这类实践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
在前年结束的脱贫攻坚站中，政府对外输出劳动力来帮助群众脱贫是重要的做法。外资进入中国也助推了劳务派遣的发展。对于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商驻华代表处和外资公司而言，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招工不便。
同时，政府意图通过控制用工来监管这些外国机构。我国早的一家专业派遣机构——1979年成立的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公司（FESCO）——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类外资人力服务公司至今是中国劳务派遣市场上的一霸。
之后虽然外资机构有了招工权，但是使用派遣工的做法长期维持下来。外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跨国企业总部对于其中国分公司的人员数有控制，使用派遣工可以绕过这种控制增加员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劳务派遣的狂涌。
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莞，为了满足蓬勃发展的出口加工业的需求，当地政府不仅自己成立劳动中介为企业输送人力，也鼓励私人中介的发展。同一时间的温州也见证了私人中介的崛起，为繁荣发展的私企提供人力。这些中介早靠向求职者收钱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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